影像｜日本间谍镜头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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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生命线”

在近代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的过程中，“满蒙”地区无疑首当其冲。抗战时期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舒宗侨在他们 1947 年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一书中，曾这样概括日本自近代以来对“满蒙”的侵略过程：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蓝图中，进攻满蒙原是进攻中国的踏板。在地理上，满洲所处的位置足能在东亚问题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满洲气候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季节变化又极能刺激人类活动。它是各地人民的一个天然会合地。在西南面是汉人，西面是蒙古人， 北面是俄国人，东面是朝鲜人，更东是日本人，南面有海港，可借此与世界各地保持接触。满洲可说是世界的一个十字街头。但其居中地位，却并未使贸易通畅，反而成为冲突的中心，大家都知道满洲是个“火药库”，而非和平的工业中心。

《亚细亚大观》摄影师身背照相机徒步进入辽宁抚顺的兴京陵街，1930 年。

哈尔滨傅家甸一带，1934 年。哈尔滨是东北地区近代以来才迅速兴起的一座大都市，而傅家甸正是哈尔滨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傅家甸也称马场甸子，最早称傅家店。这里原本是松花江畔的一片沼泽地，1903 年中东铁路正式全线通车后，因邻近铁路而吸引大量商人、苦力聚集，很快形成居住区和商业、行政中心。照片原说明指出，傅家甸 40 年前还只是一处村寨，今天已发展成大都市哈尔滨一角。

哈尔滨街市，1934 年。照片原说明称，哈尔滨是一座深受欧洲文明影响的大都市，这里充斥着音乐、酒、女人、白俄、“赤化”等元素。

齐齐哈尔城内，1935 年。齐齐哈尔为东北北部重要城市，自清朝初年就一直是黑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07 年清政府设立黑龙江省时被定为省会，此后一直延续到民国。伪满洲国统治时期，齐齐哈尔与奉天（沈阳）、吉林并列为三个省辖市。照片原说明指出，齐齐哈尔为军事上极为重要之地，现有人口约 10 万，其中内邦人（日本人）5000。

海拉尔全景，1935 年。海拉尔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伪满”时期是兴安省省会。照片原说明指出，海拉尔为呼伦贝尔政治中心，是蒙古贸易中心，“满蒙”地区的军事、经济中心。

海拉尔旧街市，1935 年。

………… 日人借以掩护侵略的另一种手段，便是利用所谓“商租权”。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从二十一条要求，到同年五月中日条约的订立，乃有“商租权”的要求：“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借租权或所有权。”（第二号第二条）“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来往，并经营商工等项生意。”（第二号第三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 政府可允准之。”（条约第四条）有了这些借口，日人便可以任意侵占土地，散布便衣军人及间谍作军事进攻的伏线了。此外，日人还利用了所谓“南满护路军”与领馆警察来做进攻的准备。所谓“南满护路军”，本无条约上的根据。依据一九○五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之条约，我国虽承认日方继承俄国的各种权利，但并未承认所谓“护路军”，日方也允于北满铁路的俄国护路军撤退后，日军也同时撤退。后来俄军已撤退，日军仍强留未撤，此种护路军，实为日本之正规军队，其人数在“九一八”以前，自一万两千人至一万四千人不等，分驻于沿路各要站，如长春、公主岭、沈阳、海城及辽阳等地，其活动范围常轶出于南满铁路沿线以外。至于领馆警察，始自间岛。自一九○九年中日《图们江界约》订立以后，沿边延吉、 珲春各区所设领事馆，均以保护领事馆为名，设立警察队。其后南满之牛庄、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安东等地日领馆内均设有警 察。北满各地领馆增设便衣警察。南满铁路沿线又增城市警察。于是最庞大最完整的间谍网便这么布起来。

所以在“九一八”前，进攻未开始，行动已存在了。

的确，自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日本就一直将东北视为其向中国发动侵略的跳板和基地。从 1894 年的甲午战争到 1905年的日俄战争，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之后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侵占中国东北始终被当成日本的国策之一。正因如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里，日本人几乎对白山黑水的每一寸土地都进行了深入调查。

富锦街市，1935 年。富锦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下游南岸，是三江平原腹地的中心城市，1909 年设富锦县，“伪满”时期属三江省。照片原说明指出，富锦为松花江沿岸工商业中心，人口 35000。

绥化旧街市，1935 年。绥化地处黑龙江省中南部，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伪满”时期划归滨江省管辖。照片原说明指出，绥化附近一带生产大豆、小麦等，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驿站，人口 20000 余。

东宁县东城门，1928 年。东宁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端，邻近俄罗斯远东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照片原说明称，东宁县城的城墙简陋，系草草修建，当地治安混乱，土匪猖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集合在城门前合影的既有中国当地士兵，又有一些旅行者模样的考察人员，应该正是搜集情报的日本间谍。当时，日本尚未发动“九一八事变”，这些情报人员千里迢迢来到地处中俄边境的偏僻小城，其险恶用心自然不言而喻。

呼兰街道，1935 年。

呼兰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北岸，1913 年设县，“伪满”时期先后隶属滨江省和哈尔滨特别市。

早在明治维新期间，野心勃勃的日本就迅速确定了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在这一政策的主导下，东北又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特殊地区，并进而处心积虑地制定了“满蒙政策”。当时，包括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在内的扩张主义分子都曾公开主张首先吞并东北，之后再征服全中国。明治维新完成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完全秉承这种侵略政策。而为了准备将来的军事行动，日本很早就开始向东北地区派遣各类间谍，以广泛收集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山川、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情报。

据记载，最早赴东北从事间谍活动的是陆军少佐池上四郎、陆军大尉武市正干、外务省翻译彭城中平 3 人。1872 年 8 月，这 3 人 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从东京出发，先乘船抵达上海，然后又经烟台到营口。在营口登岸后，他们便化装成商人四处活动，先后到奉天、辽阳、海城、盖平等地进行多方面的侦察，并写成调查报告或绘制地图寄给日本政府。通过一年的活动，他们获取了辽东半岛地区大量详尽的情报，内容涉及地形、政治、兵备、产业、人情、风俗、气候、交通、物价等方面，并详尽调查了俄罗斯人在那里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池上四郎等人的情报工作非常细致，甚至连辽河何月何日结冰，何时人马可以在冰上行走，何时开化等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返回日本后，3 人又在侦察的基础上编写了名为《满洲视察复命书》的报告，而报告的主题就是主张日本政府尽快占领朝鲜，进而向中国东北地区侵略扩张。稍后不久，岛弘毅、伊集院兼雄等军事间谍也曾先后奉命潜赴东北进行调查。到甲午战争前夕，又有大批日本间谍相继来到东北刺探情报，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福岛安正。

扶余全景，1936 年。扶余地处吉林省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1913 年设县。

凤凰城，1924 年。凤凰古城位于辽宁省东部，始建于明朝，因附近有凤凰山得名，1913 年民 国政府在此设县，1914 年改名凤城。照片原说明称，凤凰城地处“南满” 安奉铁路沿线，有古老的城墙，自古以来就是朝鲜族与满族交汇的重要地点，也是朝鲜半岛的咽喉。

珲春城门，1936年。珲春地处吉林省东部，图们江下游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1913年设县。1938年，日、苏两国曾在珲春境内的张鼓峰一带发生军事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照片原说明称，珲春与苏联靠近，人口20000余。这里“妖云缥缈”，由于靠近国境，因而在对顽强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进行镇压和扫荡时相当困难。

新兴洮南，1936 年。洮南地处吉林省西北部， 与内蒙古东部交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1913 年设县，“伪满”时期划归龙江省管辖。照片原说明称，洮南是日本人修建铁路后才兴起的。

敦化街道，1936 年。敦化地处吉林省东部，是清皇室的发祥地，曾长期禁止开发，1881 年始设县。照片原说明称，敦化自古以来就经济繁荣，是重要 的木材和杂粮集散地，但是近年来一直遭受“兵匪惨祸”（实指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

奉天城内的四平街道，“好像繁华的东京银座一带”，1933年。奉天乃沈阳旧称，从清初一直沿用到北洋政府时期。1928 年底，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奉天重新改称沈阳。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于 1932 年 3 月扶植伪满洲国成立，沈阳再次更名为奉天。

海城城墙，1924 年。海城地处辽东半岛腹地，为军事重镇，人口约 15000，“伪满”时期属奉天省。

金州城，1929年。金州地处辽宁省南部，为辽东半岛南部的咽喉要塞，是陆路通往大连的必经之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曾短暂侵占金州，实行军事统治。1900年，沙俄又在金州地区建立殖民统治机构。日俄战争后，金州被日军占领，并划入关东州。从照片可以看出，当时金州的城墙保存尚较为完好。照片原说明称，金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其城墙“东西七町十六间，南北八町三十五间，周围三十一町四十二间”。可以看出，当这些所谓的日本考察者拍摄照片时，其真实意图显然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1883年，陆军大尉福岛安正以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的身份进入东北和蒙古地区，收集大量地方政治、军事、地理、风俗、交通等情报。9年后，他又以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的身份独自从柏林出发，经俄国横穿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东北，再度详尽考察了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清朝的驻军、官厅、交通、水路、民风民俗、地形物产以及俄、英等国在东北的活动情况等，而他重点侦察的城镇则包括瑷珲、黑河、齐齐哈尔、吉林、墨尔根、宁古塔、沙兰、珲春、老松岭、牡丹江等十几个之多。1893年6月，福岛安正从海参崴乘船回国。当他抵达东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栖川宫炽仁亲王率领上万民众夹道欢迎，明治天皇也破例授予其旭日勋章。正是由于像福岛安正这样的“探险英雄”不间断地搜集情报，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已对东北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据说他们所绘制的军事地图上，甚至把许多地区的每座小丘和每条道路都标明了。

除了官方派出的间谍之外，许多日本的民间人员也很早就自发前往东北搜集情报。1883年，日本著名右翼团体玄洋社的成员曾根俊虎、清水元一郎、东次郎、町田实一、东靖民等5人，以考察为名抵达营口，然后化装成中国人秘密潜入东北。当他们在宁古塔一带展开活动时，因行踪暴露而被当地政府逮捕，最终由日本政府委托英美两国领事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才得以获释。再如著名的民间间谍小越平陆，本身就是右翼团体黑龙会的骨干情报人员。还在甲午战争前，此人就先后潜赴西伯利亚、朝鲜半岛、长江三峡、西安、洛阳乃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旅行考察，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1898至1899年，他又先后两次对东北地区展开详细调查，相继记载了沿途的地形地物、风土人情、民族民俗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回国后提供给日本政府，而这些情报也为日本当局策划对俄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各路间谍提供了大量情报，因此在后来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军得以在战场上大获全胜。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允许其从俄国手中继承在辽东半岛、“南满”铁路的特权。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统治及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设置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都督府、奉天总领事馆等机构，1919年后又成立关东厅和关东军。清政府垮台后，日本又妄图浑水摸鱼，进一步侵占整个东北地区。为此，在民国初期，一些日本间谍曾两次唆使前清复辟势力掀起了“满蒙独立”运动，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到1925年，时任“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公然提出所谓的“满蒙生命线”理论。松冈洋右极力鼓动本国政府，要把“满蒙”与中国其他领土区别开来。1929年12月，松冈洋右在一次会议上居然赤裸裸地叫嚣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内，本利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他还在自己撰写的小册子《动荡之满蒙》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在松冈洋右等人的鼓动下，“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最高当局也加快了侵略东北的步伐。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最终确定了要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要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决策。稍后，日本当局先是于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紧接着便再次掀起了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的高潮。尤其是关东军情报机构，甚至专门为此组织了4次所谓的“参谋旅行”，派出大批间谍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实地侦察，积极筹划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著名的“中村事件”。1931年6月，受日本参谋本部指派，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打着农业考察的旗号，从海拉尔出发，沿途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侦察。结果他们在准备经洮南回国的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逮捕。经搜查，中国军队发现他们身上携带有大量沿途调查笔记、军用地图以及测绘仪器等，于是愤而将这伙间谍处死。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立即向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武装进攻，不久后又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全面武装侵略东北的大幕。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日军仅仅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完全侵占了中国东北。1932年3月1日，日本又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政权，由此开始了对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通过对岛崎役治等人拍摄的有关东北地区的照片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正是1931年前后日本人在东北各地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在他们的镜头里，东北各地的大小城镇之概貌几乎一览无余。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末期，东北地区的城镇才开始迅速发展。

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沈阳、大连等城市之外，以铁路、港口、码头等交通沿线为依托，东北地区又兴起了许多城镇，其规模远超内地。例如在辽河流域，就兴起了海城、牛庄、辽阳、田庄台、铁岭、新民、开原等30多个城镇；松花江流域则出现了佳木斯、依兰、三岔口、富锦、扶余等新兴城镇；另外在铁路沿线出现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绥芬河、白城、通化、绥化、四平、公主岭、齐齐哈尔、长春等城镇。在当时，要想控制东北，日本侵略者自然必须将目标集中在这些城镇上来。因此当各路日本间谍来到东北后，首先就会对大大小小的城镇进行情报搜集，了解城镇概貌、地理交通、物产贸易、人口分布等方面的详细信息。于是我们看到，在岛崎役治主持发行的《亚细亚大观》中，除了照片之外，还会刊登一些考察人员的“旅行报告”。而当多年后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旅行报告”时，字里行间都会感受到他们的别有用心。比如这篇由日本“民间人士”真山孝治1撰写于1927年的游记，就详尽地叙述了作者在“北满”地区游历途中的见闻和感想。

北满怀想（节选）

“北满真好啊，接下来会是怎样的景色呢？”到了六月份，心中对北满怀着亲切感情的人们之间，便会出现这样的问话。从蒙古刮来的风停了，北满的景致也完全漂亮了起来。旷野从长期闭塞的严寒里重新苏醒了，再没有比原野上的大自然更美丽的东西了。青草上、山丘上、林间的树梢上都闪着光，一切都苏醒了过来。大地开始变绿，再由绿色变成浓郁的青色。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蓝得清新畅快。

从南满过来时，心里还想着在直到哈尔滨附近眼前大概也还只是同样的东西吧。没想到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发现哪里都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自然风光不一样，调来的人们则不管见到了什么，都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大概是见怪不怪的缘故吧。难道不会觉得这已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吗？即使连车站的名字也是这样，南满沿线的车站名字，读起来一听，毫无疑问，就知道是中国的语音。而北满则并非如此，即使上面写的是汉字，一听读音也知道这绝不是中国的名称。海拉尔、包头、呼伦贝尔这些一定是蒙古语的发音，而杭达尔扎、穆棱、波格拉尼奇内这样的名字，听起来则不可否认地给人一种在距离蒙古很近的俄罗斯乡村旅行的感觉。火车上，除了三等车厢之外，其他的车厢大多都是俄罗斯人。火车的出发与到达每每都会鸣响站内的电铃，颇有异国风情。

除了齐齐哈尔有一些中国风味的街道之外，在其他地方可以说一条也没有。不论是傅家甸也好，海拉尔也好，还是一面坡、杭达尔扎和满洲里，城里的中国街道都与俄罗斯街道隔着很远。有一些偏僻的地方，则感觉像是外来打工者的居留地。在这里居住的中国打工者，总感觉有些寂寞，看上去也是战战兢兢的。

沿线的风景，同在南满看到的一样，从火车的窗户向外望去，满眼尽是丰饶的高粱地。被土墙围起来的农家里，有驴马的嘶叫声。这样的情景即使在任何地方都看不见。马的身体很大，鬃毛很长，多是俄罗斯马。种地耕作的人，正在放牧的人，似乎都是俄罗斯人。而中国人呢，只看见他们都干着马夫啦、车夫啦、放牧人之类的为外来打工者准备的苦力活儿，与南满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感觉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果然异国的风情，就是让人感受深刻啊。

哈尔滨有很多从祖国移居过来的人，由于长期生活的结果，这里的街道与莫斯科的街道形状和样式都差不多。如今，这些街道上有很多颜色不一的繁茂的树木。然而却并没有多少汽车，街上奔驰着俄罗斯式的轻装四轮马车，马蹄声响亮。这凹凸不平的石头路一点也不让人讨厌。驾驶马车的人，袖口是绯红色的，胸前围着黑色天鹅绒的护胸，脚踏鞑靼人风格的长靴。彪悍的烈马在傍晚的风中奔跑披靡。那尖锐的蹄声，节奏明快。奔跑的模样，有一种说不出的意气风发。寂静的夏夜里清脆的马蹄声，在石头路上远远离去。

由此观之，哈尔滨不管怎么说都是俄罗斯的哈尔滨。那里的人家、居民，树木和街道，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即使当我站在中国人经营的商店门前时，这些个店铺也都是面向俄罗斯人的杂货店。旧西装和旧家具的批发商店的样子也与周围融洽无碍。听说这里一共有两千左右的日本人，这些只抵得上当地俄罗斯人的百分之一。然而，当我看到埠头区修建的日本小学，还有中央大街中心处，在高高的松浦商会所在的建筑物上飘扬的日章旗时，心里也颇为自豪，不觉高兴得涌出眼泪来。

…………

我曾经同从内地过来的K先生，在五月中旬一同前往哈尔滨。正好在一个月前到达哈尔滨。虽然从街市四周的旷野深处吹来的褐色沙尘昏天黑地，狂暴之极，然而大自然终究是开始变得美丽了，树木的新芽看起来就好像是青瓷色的。北满的旅行就从这里开始了，心里一遍遍地这样想着，眼睛向窗外望着。对于头一次前往北满的K先生来说，不论看到什么，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此前也听说过这是一座按照目标来进行规划建设的城市。然而却没想到是一座俄化如此厉害的城市。真是太令人吃惊了。日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城市啊。”

K先生在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回头，驻足观看。建筑物也好，街道也好，行道树也好，往来的人们也好，没有一样点染着中国风情。他一边吃惊，一边做出了如上的感叹。“不管怎样，在北京召开铁路铺设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将这条线路铺设到兴安岭。真是太有趣了。就连中国也对此毫不知情，真是太有手段了。如今的中国，真是不行啦。”

“确实是啊，俄罗斯这个国家，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啊。眼前的这个商埠区也好，新市街的住宅地区也好，全部都已经是俄罗斯人的东西了，哪里还有一点儿中国的气味儿。虽说满洲是与中国不同的地方，然而这种说法，恐怕也是有点强词夺理吧。凡是在中国，总是会有一种味道，不管去哪里，都能闻出这种味道。然而在这里却完全不一样，真让人吃惊。”

以上的这些话并不是K先生说的，而是我们在北满的旅途中，经常能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交谈。还有人这么说：

“在这样寂寥的旷野深处，建设这样一座城市，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就像是幻想故事中，森林深处的魔幻之城一般。”

人们借助铁路的力量，以令人恐怖的速度，建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拿运输和开垦来说吧，即使对俄罗斯自身来说，直到这件浩大工程竣工之前，都被看成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一种目中无人的做法。直到日俄战争告终之前，以铁路为中心的各种各样的小插曲，在沿线各处都能听到。总而言之，在这寂寥的无人之境里，凭借指南针，找到这么一个连地图上都未予标注的地方，就像之前所计划的那样，把那些从本国移居过来的人们，安顿在此处，并让他们在此处工作。即便他们是迁移性很强的人种，也不得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后来，各个家庭的人们和新的女性才都逐渐迁移过来。然而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够在此安居乐业，却并不是因为上述那个时代的任何原因。就我的所见所感来说，他们安居乐业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有林荫路、剧场、江岸，还有歌舞厅吗？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能够互相高兴开怀、尽情玩乐吗？从我们国家的习惯上来看，即使是出去买个东西这样，也不得不顾忌邻人的感受，这确实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不仅仅是在那些林荫道上，不管是路旁的长椅，还是公园中的音乐厅，抑或是俱乐部的舞厅，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穿过草坪，走进林间，浑身洋溢着自由和幸福，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真是令人有说不出的欣羡。再想一想生活在我国的人们，连究竟是为生活而辛苦，还是为辛苦而生活，都已经难以判断了。就这样的生活方式来看，每天都在辛辛苦苦地为子女积蓄资产，然而结果常常却是所有的努力和辛苦都付诸东流。这样看来，还是今日有酒今朝醉的好。距离自己生活太远的东西，不知道也无所谓。只需知道主教的名字、伏特加还有跳舞，就足以终其天年了。

整个俄罗斯的历史，即使比起罗马裁判所的一坪之地的历史来，也显得贫乏不堪。俄罗斯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贫乏的国家，粗野而单纯。看过此地俄罗斯人的自由脾性之后，再想想我国亲戚众多，令人厌烦，且不得不处处顾及的生活方式，不由得感到有点寂寞。在香坊区的旧公园之中，看着那里被遗弃的小小水池，心里不由得怀疑，那些往日的欢乐，难道都是存在于故事之中的吗？

在日俄战争交战最激烈的时刻，我国处处都回响着每日新闻的号外铃声，尽管连连传来捷报，举国却已是战争状态，仿佛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再反观此处，似乎并没有战败国的那种悲怆。如今看来，其实是日本被打败了。日本的军人们，正在一天天地把自己的国家推向灭亡，然而他们自己却并不自知，还在一味地战斗着。俄罗斯难道不是当今世上的一大强国吗？看看我们最后的威力吧。于是从本国来的人们，Madame，Madame地叫着。怀中搂着女人，通宵达旦不分昼夜地狂欢玩乐，打开香槟的塞子，注满公园里的喷水池。树木之间撒满鲜花，弥漫着醉人的香水味。人们围着水池，跳舞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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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前民国民俗大观

在《亚细亚大观》上刊登的有关中国民俗的内容中，有许多小脚女人、抽鸦片、乞丐等题材的照片。我们不禁要问，当年身负搜集情报重任的岛崎役治们，为何会为获取这类并无实际意义的镜头而花费精力？如果将岛崎役治的行为置于历史大背景下，其实也不难理解：同近代许多来华摄影师一样，其镜头语言折射出一种怀有猎奇心理的扭曲的中国观。另外还有大量反映蒙古族、满族以及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风貌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日本侵略者所怀有的分裂中国的野心。

1903年2月，日本报纸《国民新闻》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原来在这年春天，世界博览会将在日本大阪召开，可是在策划过程中，日本方面居然准备在所谓“人类馆”中展示中国及台湾地区、朝鲜、琉球群岛、印度、夏威夷、爪哇等“劣等民族”的习俗！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就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慨，认为这是“污蔑我中国”，“侮辱我实甚矣”。最终在中国舆论的一致抗议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取消该计划。

众所周知，自从近代中国被迫开放以来，长期被视为文化象征的缠足习俗则越来越沦为“野蛮”和“落后”的符号。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近代以来很多来华摄影师都曾将镜头对准“小脚”这一特殊的题材，甚至在进入民国以后这一题材仍长期难以绝迹。直到1928年，河南省还有地方官员愤慨地指出：居心叵测的帝国主义者，利用我们民族的弱点，摄些小脚照片，盗买闺房的红绣鞋，随时随地宣传这种丑态；更有将小脚制成各种模型，陈列各大博物馆中。这一切的一切，都给他们造成一种轻视华人的印象，种下侵略我们的祸根！而在1932年，居然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摄取旧式妇女缠足照片，作恶意宣传。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表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允许，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遂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当时的政府首脑蒋介石为此曾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

裹小脚

江苏，中国戏曲，杨贵妃舞，1926年。

浙江，演戏，1926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一直将中国看作自己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对这个邻居充满了敬意和向往。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侥幸获得胜利的日本一跃成为东亚霸主，并从中国手中敲诈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于是从此之后，绝大多数日本人看待中国时的心态骤然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眼中，中国已成为一个日益衰败的国度，中国民族注定要被日益强大的日本殖民。当年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日本国内就开始流传一些对中国人带有侮辱性的歌谣。怀着这种心态，无论是前来中国游历还是实地调查的日本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对中国的蔑视或仇视。甚至原先他们非常叹服的中国文化因素，此时也开始成为批判的对象了。例如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于1918年和1926年两次来中国游历，并同许多中国文化界人士私交甚笃。尽管如此，在回国后所撰写的作品中，他却一扫曾经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代之以鄙视、批判的眼光。当谷崎润一郎第一次观看中国戏曲时，他尖刻地描述道，台上的演员“用尖细的猫叫般的嗓音念着台词，看上去就像一只煮熟了的红红的虾子”，“后面出来的演员尽是些带着穷凶极恶的脸谱，让人觉得跟做了噩梦般的不舒服”，“那音乐又实在是吵人，像是铜锣之类的东西没完没了的哐哐作响，直震得耳朵也快聋了”。最终他失望地写道：“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

与谷崎润一郎类似，这一时期的日本知识界名人如芥川龙之介、小林爱雄、夏目漱石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游历过程中将焦点对准所谓中国丑陋的一面，不惜笔墨大肆渲染。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各地仿佛都是这样一幅画面：散发着恶臭的河流，破烂不堪无人修缮的城墙，过分夸张与做作的乞丐，唾沫横飞的车夫，邋遢肮脏随地小便的悠闲男人，木偶般呆滞没有头脑的妓女，吸了大烟之后神情恍惚的老人，贪婪的守陵人……总之，他们眼中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充满了肮脏、狠毒、贪婪、残酷、麻木、颓废、堕落、荒凉、吵闹的妖魔化的丑陋国度，这个国度里苦力遍布、鸦片泛滥、城乡衰败，到处都是天灾人祸，其民众则蒙昧、贪恋钱财、不讲卫生、迷信鬼神、思想保守、性格懦弱、喜欢围观、注重形式……凡此种种，最终都促成了日本人看待中国时的优越感和征服欲。

1925年，日本女作家田子静江在其出版的中国游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上海的回忆：

我想在城内看看，于是请朋友的丈夫陪同导游。所谓城内，即指只有支那人居住的区域。那里既无秩序，也无规则，商店乱糟糟地挤在一起，许多人拥挤着往前走。他们正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人们大都在吸烟、吃东西，店家吵吵嚷嚷地推销货物。乞丐数量多得惊人，拦住行人的去路讨钱，我如同给神佛进香火钱那般，给了一个乞丐十个小钱，于是数十名乞丐一下围拢过来，我顿时四面受敌，连路都无法走。从前有名的池子，现在不过是一条混浊的水沟。水没有应有的清澈，只是泛着绿色，其中有被丢弃的食物残渣、果皮。有两位年龄约十一二岁的少女，满头污泥、头发发红，面容消瘦、没有光泽、呈青绿色，挡在我们行进的前方，朝地上磕头讨钱。在我们一小时多的参观过程中，她们一分钟也未曾离开，脸上丝毫看不到少女的天真。即便行乞的对象是外国人，她们这样做也自认为理所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羞耻二字。虽然觉得这些人可怜，但一想到先前所遭遇的围攻，便实在同情不起来。她们发出悲声，不知乞讨了多少次。本应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却以向他人乞讨作为唯一的工作，只要想起这些少女，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黯淡。

吸水烟的女人

福建，“三把刀”发髻，1928年。

华北，女乞丐，1931年。

北京，乞丐。

华南，乞丐船。

对于这类看起来不乏同情但却充满居高临下口吻的文字，今天的中国人读来多少会感到有些不是滋味。然而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观察中国的视角基本上都与田子静江类似。通过翻阅《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辑》《亚东》等刊物中反映中国社会民俗的大量照片，以及有关人员撰写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自明治维新以来直至侵华战争爆发，大多数日本人的“中国观”无疑都是扭曲的。而这些具有间谍身份的摄影师，在此种视角的前提下，所拍摄的大量反映中国民俗的照片，显然不会有多高的格调。例如在1928年，当岛崎役治秘密潜赴福建各地进行拍摄期间，就曾对当地妇女一种特殊的装扮产生了兴趣，之后还为此转载了日本学者滨田武一郎撰写的文章《“三把刀”的由来》：

福州的女性，头上郑重佩戴的三把刀头饰，恐怕在整个中国也找不到与之类似的饰品。这样的头饰，即使放在当今的世界范围里也是非常独特的。这种奇怪头饰的由来和所象征的含义，在历史里找不到相关记载。在此我便将与之相关的传闻，介绍给大家。

汉高帝时，封无诸为闽越王，封国闽越。当时，福州位于封地之内，被称为无诸国。这无诸国地形险峻，民风彪悍，开化程度也不高，然而也并未被其他强大的国家所入侵。唐昭宗时，光州人王审知入闽，打败无诸国。国中的男丁一概不留，皆遭屠杀。而女性则改嫁给唐人。因此，即使在今天，福州的女性仍然管丈夫叫“唐哺人”，这“唐哺人”，便是唐人替代死去的丈夫之意。

那么，究竟该如何挑选和分配这些剩下的女性呢？唐人们把这些无诸国的女性统统放进一个大袋子里，然后进行盲选。选到谁就是谁。因此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年纪不大的唐人从袋中选到一个可以当他祖母的女人做妻子。而有些小姑娘，则被一些年龄大到可以当她们祖父的男人选中。因为有绝对服从的命令，因此即使互相之间对此有所不满，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中的尴尬和不满，最后酝酿出了“老公”和“老婆”这两种称呼。

就这样，无诸国的女性，最后不得不成为唐人们的妻子。然而杀夫之仇却成为执念一直萦绕在这些女人的心中。加之唐人们对此事也耿耿于怀，因此，无诸国的女性与这些唐人丈夫之间，常常发生摩擦和争吵。无诸国的女性，时常想为自己死去的丈夫报仇，因此便在头上佩戴这种三把刀的头饰。当时，这种头饰是由铁打制的，由银打制的三把刀头饰，在当时并不常见。这种三把刀头饰，叫作“三条簪”，本是一种簪子，而实际上则是刺杀唐人的武器。然而在当时，究竟有没有唐人遭到刺杀，就不得而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杀夫之仇也渐渐变淡了，而佩戴这种簪子最后也成为一种风俗而流传了下来。知道这一由来的人并不多。而将刺杀的武器做成美妙的装饰品，倒也是奇妙得很。

到“九一八事变”前夕，为了替本国的军事侵略提供理论依据，日本知识界也广泛动员起来，热衷于谈论和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露骨地表现出服务于侵华的险恶用心，充满了对中国的傲慢、偏见、歧视、蔑视和仇视。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日本是近代以来亚洲唯一一个在欧美国家侵略中保持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种论调还全方位深入到国民教育中。例如在一本名为《通俗支那讲义》的教科书中，写到“支那民族无民族精神，极端缺乏爱国心。支那是半开化的国家，富有野蛮的迷信性，是极卑怯的国民，言行不一致。富残忍刻薄性，吐虚言，甚巧，极不洁，自私自利。”正是通过诋毁中国，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向未开发无人的处女地去发展”，而他们最终走向全面侵华的军国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亚细亚大观》1926年刊登的署名为“朴庵”的日本人撰写的《江南的民众生活》，以及《亚东》杂志同年刊登的署名为“严彻生”撰写的《中国人的变态心理》，其中就对中国人的所谓“国民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江南的民众生活》一文中，作者大量引用西方社会学家有关中国的观点，对沿海六省的民众生活进行了肤浅的考察，之后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濒海六个省——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是中国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其内陆的北方各省是东三省和内蒙古，其地域涵括大片的荒野。南方沿海诸省，因为特别方便于人口南下至南洋诸岛打工，因此过剩人口的流出在这一百至两百年间颇为显著。只有没有这等便利的中部各省，与我国当前的现状相当，受到令人恐慌的人口过剩的压力，前途并非光明且让人忧心。罗斯先生认为，这种令人不安的人口过剩现象，在中国本国三分之二的地区都曾出现过。其中，江苏与浙江二省人口过剩现象比较严重，尤以江南，也就是江苏南部以及浙江东部为甚。自古以来，江南就被当作中国的极乐之地，而旅行者眼中的江南风物确实也都符合这一传统看法。而一旦离开那些游记呀、风景呀、古建筑之类的东西，而致思考于生活艰难的民众社会时，这一传说中的极乐乡就一反而成了事实上的地狱乡。罗斯先生就中国的人口过剩现象给予中国人民的生活乃至习惯上的悲惨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我将罗斯先生的观察进行了归纳，现将其结论摘记如下：

一、能够进行利用的天然资源，不考虑先后，只管利用。二、在所有食物的选取上，不为营养，只为果腹。三、偷盗行为仅仅是受到生存欲求的驱使，没有任何的负罪感。四、在诸如工业、农业还有交通业等行业里，过少的工资与过重的劳动，使得劳动者的寿命缩短，生下不计其数的素质较差的儿童，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生活能力低下。五、为了谋求生计，不在意从事人格受到污损的职业，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六、人民可获得的娱乐活动和职业机会都较少。以上的六条，总的来说，都是正确的。此外，罗斯先生对各条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说明。篇幅有限，在此只得割爱。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北方与南方各省通过移民来调节人口问题时，江南地区则依靠工商业与交通业的发达，以及女性劳动机会的开拓，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人口过剩调节。然而新疆地区的发现并非如西方一样，是少数天才献身努力的结果，而是新产业的发展，以及平凡的多数族群受到无意识的生活欲望刺激的结果，因此也并没有像欧洲一样，涌现大量的发明，因而也没有特别突出的繁荣景象。最后，我也不得不像上述的罗斯先生一样，为之慨叹。换句话说，中国随着人口的增长，并不是没有出现相应的发明和发现，只不过是这些发明和发现的效果都过于微弱，而无法跟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趋势。而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的静态化，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民生的疲敝。这正是罗斯先生观察所得的结论。

乐队

中国戏曲，渔家乐。

说书女，1931年。

北京，婚嫁仪式。

重庆，穿丧服的人。

福州，唱民歌的疍女。

 ……在风俗志《南京采风记》中，这样记载了妇女们的风俗：“南京的妇女们有种种恶习。每天晚上站在外面东张西望便是其一，俗称‘站门子’。这样做的不仅是穷人，即使中上流的人家，也往往会跟着东张西望。”这种情况，便可算是一例无目的的“赶热闹”。书里还有这样一段：“南京人有种种无目的的举动，俗称的‘凑热闹’就是这种无目的的举动。比如说，在正月时，男女老少都跑去夫子庙去耍闹，那里并没有任何可游览和观赏的东西。只是互相挤来挤去，东钻西跑，不过是所谓的人挤人、人看人罢了。其他的诸如正月十六日时，人们都在城墙上走来走去。清明时，众人都跑去登雨花台。究竟是为什么这样做，真是完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这种毫无理由的行为正是所谓的“人看人”，就是为热闹而热闹，除此之外，也找不到别的理由来解释了。在日本，也有所谓“江户儿”这种爱看热闹、好奇心强的脾性。为热闹而热闹，满足娱乐的欲望，是人类的一般习性，比起乡村来说，这种习性在城市里会更强也更为常见，这也是大家所认同的事实。然而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中国人追求热闹的性格恐怕要比其他民族强烈得多，不仅仅是城里人，就连乡下人，以及这里没有提到的其他人，都是如此。只要去看看每周集市里群集的人们，就能轻易了解这种情况。因此，我认为这一判断是多少有些真理的，然而其原因恐怕还在某个别的地方。对此，我有两种猜测。第一是比起其他的民族来，中国人获得娱乐享受的机会受到局限。第二是比起其他的民族来，也许中国人的社会性事务和社会性活动较多。城里人比乡下人对热闹的追求欲望更强。这一情况，从心理上来说，或可归结为社会性因素较多所致。

图文由《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1924—193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杨红林编著）授权提供。

而在《中国人的变态心理》一文中，作者更是明显带有偏见地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所谓的分析，从而得出中国人滑头、世故、多疑、少廉耻、顽固、功利等负面结论：

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变态心理，究竟起因为何？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这里并没有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学术性的说明材料。而一旦说起这个问题，笔者的脑中就会猛然间浮现一些东西，一言以蔽之，就是“圆滑民族”。

俄罗斯是一个“纯洁民族”，如今尚且不能在全境内对人民实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中国，则在数千年之前就已经进行了相关的试验了。

一个人，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往好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悟道的人。往坏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老滑头。中国人，从民族上来说，难道不是发展成了后者吗？

不管怎么说，所谓人生，归根结底来说，是不可解的。是不能让人称心如愿的。说这人生里有美好，也终究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

这其中，有猜疑者，有冥顽不化者，有非天真烂漫者。这些老滑头饱经世事，因此对事物常常容易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这其中，有事大主义者，有功利主义者，有厚脸皮，还有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者。

这其中，有发财主义者。只要有钱，任何事都做得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享受现世的快乐，因此，也就有了修仙的必要。以下，就这些心理状态，稍稍谈一谈笔者的感受。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所谓真正的“笑”。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的笑都是一种社交策略。只有在面对戏剧中的丑角，或者他人的失败或出糗时，他们才会真正地笑出来。

福州，疍民部落。

广东，疍民部落。

广东，疍户，1929年。

 “南满”，吸鸦片的男人，1937年。

吸鸦片的女人

开原，苦力。

在他们之中，也没有真正的醉。大多数喜怒易形于色的日本人，常常会将这种情况善意地解释为慎重或者深谋远虑的表现。然而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缺乏天真烂漫性格的证据。他们老谋深算，正是所谓的“软硬不吃”。

中国人，不论是同外国人打交道，还是同中国人自己打交道，都无法做到释怀和融洽。本杂志第六卷第五号上曾刊登过青户先生的《从中国儿童看面子观念》一文，读过之后，便能从这方面判断出，他们是多么不单纯的人。

正因为自己是怀疑主义者，所以往往就会对他人的行动产生怀疑。对于他人的所作所为，总会疑心其中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在进行产业改良等诸多活动时，只要自己的现状和具体情况还不错，没有受到特别的限制和妨碍，就往往会忽视别人的忠告和意见。这种事情在满铁农业改良运动中经常发生，已经是非常明了的事情了。诚心诚意地向他们提供畜牧改良的技术和改良大豆的种子，而他们却对我们采取怀疑的态度。看来，日本在满洲无法顺利地经营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源于中国人的猜疑心理。

中国人心中根植的赌博心理，不也是从其怀疑主义而来的吗？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在考虑问题时，并不在乎某个问题是否能够完全成立，而是在乎是否能判断这个问题完全不成立。对他们来说，只要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判断其不成立就够了。这便是从怀疑主义而来的思考方式。

此外，中国人心理中的顽固，也常常使他们对他人产生不信任。其实，与其说是他们相信自己，倒不如说是他们爱怀疑别人。

中国人对于他人的弱点，有一种十分敏锐的嗅觉。只要对方对自己不构成威胁，或对方本身是弱者，就会一点也不含糊地厚起脸皮紧紧相逼。

在接受或施与帮助的情况下，一旦知道对方是不得已而施与帮助时，中国人就会认为，这样的帮助是绝对不用加以回报的。日本人在各个方面，都屡屡饱尝了中国人这一性格的苦头。这些日本人通常会感到非常愤慨，只知道一味地咒骂这些中国人是忘恩负义者，而并没有发现中国人这种忘恩负义的心理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帮助通常是不求回报的。因为不求回报，所以也不能因此而责骂接受帮助的人。

卖枕头的小姑娘

影戏，1932年。

独轮车

山东省，独轮车，1929年。

以中国人为例：坐火车时，有一个中国人没钱买票，遇到麻烦了，而你伸出援手帮他买了票。但等到你知道他的住处就在附近，来日再去拜访他时，说到曾经帮忙买票一事，他就会用一套公事公办的客套话来糊弄你。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中国人是有毅力有耐性的人种。戏剧也好，电影也好，在性子急躁的日本人看来，每到已经到火候了，可以适可而止的地方时，他们总还要长时间地进行重复，好像不这样就无法满足一样。像麻将这样长时间进行的游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再适宜不过了。

与这种执拗性完全相反的，则是一种“没法子心理”，这种心理往往在问题变得复杂化时出现，这是从下述的功利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心理。而这样一种心理实际上并不能作为否定执拗性存在的材料。

此外，与执拗性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便是贪得无厌性。这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与执拗心理相辅相成，让中国及其相关问题变得难以处理。

事大主义最终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因此在这里便一并对其进行说明。

功利主义本是全人类共通的一种心理，而在中国，这种心理尤为显著，成了一种特色。利益关系虽然因每个人的主观差别而千差万别，然而在中国，则呈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即是，人们对于利害关系的考虑，都是唯物的，而非唯心的。换言之，即是人们考虑利害的基点并非放置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而是放置在物质的、利己的层面上。

举例来说，弱小的正义派正在对强大的非正义派进行抗争，也许中国人会对这场抗争本身感到迷茫。然而从心理上来说，他们会采取这样的方针：加入强大的非正义派，而让弱小的正义派屈服。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正义派非常弱小，因此加入正义派没有任何物质利益可言。而非正义派非常强大，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伙伴，因之，对物质利益的所得，也可以有所期待。身材矮小的日本人与身材高大的美国人一同进行竞技运动的时候，这些中国人往往会一致认为日本人的行为太失策了，而他们是准备为美国人的胜利而喝彩的。可是最后一旦日本人获得好成绩后，这些中国人就全都不说话了。这样的情况，笔者在中国遇见了好多回。

古往今来的戏剧和稗史小说，往往赞美锄强扶弱的侠客和义士，这不过是说者开心、见者欢喜而已。就中国人的实际行为来看，就算说他们绝对与侠义无缘，也是大体无误的。

以上所述与执拗性完全相反的“没法子心理”，正是来源于这种功利主义。一旦他们发现事情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自己的预期，如今再在这件事情上花费脑力和体力都已经是浪费精力之后，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说“没法子了”。而日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则常常会感叹人算不如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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